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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資論壇:61歲老人尋女32年:"超生嬰兒"被計生干部抱走送人

時間:2018/11/24 11:59:46  作者:  來源:  查看:153  評論:0
內容摘要:61歲的周友生本該過頤養天年的日子,身患多種疾病的他還是帶著妻子離開老家四川自貢市,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尋找32年前年被計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兒是他們外出掙錢的動力。1986年7月,周友生夫婦的第三個孩子周紅霞出生僅兩個多月,就因為系“超生的”被當地計生干部強行抱走。同一時期,與...
61歲的周友生本該過頤養天年的日子,身患多種疾病的他還是帶著妻子離開老家四川自貢市,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尋找32年前年被計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兒是他們外出掙錢的動力。

1986年7月,周友生夫婦的第三個孩子周紅霞出生僅兩個多月,就因為系“超生的”被當地計生干部強行抱走。同一時期,與周友生同村的刀云榮(化名)夫婦也遭遇類似情況,因為超生,刀家出生5個月的女兒小英被強行抱走。

此后漫長的日子里,兩家人各自尋找自己的孩子。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被抱走的女兒于1992年被找到。但在往后20多年相處中,小英和他們相處并不融洽,甚至在2015年因為一些家庭矛盾,讓親生父母“不要再去打擾”。

周家人至今還在苦苦尋找。周友生已做好親生骨肉可能不認自己的心理準備,他的妻子鄒桂芳對澎湃新聞說,如果找到孩子,只想告訴她,“不是爸媽不要你,而是別人搶走了你。”

談及新平村這兩家人的遭遇,當年的涉事村干部對澎湃新聞表示,雖然政策不允許強行抱走孩子,但那時計劃生育抓得嚴,也就這么做了。

成佳鎮計生辦主任龔貞容告訴澎湃新聞,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況后,計生辦聯系了當年抱走孩子的計生干部,但對方稱記不得,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但年代久遠,時任計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沒問到情況。接下來,他們將再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

61歲老人尋女路:32年前超生嬰兒被計生干部抱走周友生夫婦曾多次前往成佳鎮尋找女兒。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

兩個超生女嬰

1986年的陰歷六月,給周友生和刀云榮兩個家庭帶來長久的痛苦。

彼時,他們還居住在自貢市榮縣成佳區龍王鄉(注:2005年8月1日,成佳區劃屬貢井區)。刀云榮是龍王鄉新平村6組村民,周友生是龍王鄉新平村1組村民。兩家人靠種地為生。

刀云榮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別懷胎。此前,刀云榮已有一兒一女。他的妻子鮮清芬(化名)說,“一兒一女,其實是最幸福的。”生下兩個孩子后,她先去上了環,在丈夫結扎后才取了環。

沒想到,丈夫雖被結扎,鮮清芬卻在取環不久后懷孕了。她為此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沒隔多久再度懷孕。這次,鮮清芬沒有選擇打胎,而是東躲西藏,于1985年農歷臘月二十九(注:1986年2月7日)將孩子生下來,并為她取名“小英”。

當年同樣為生孩子東躲西藏的,還有新平村1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鄒桂芳。在此之前,鄒桂芳已經生下兩個女兒。

周友生說,他和妻子當年沒有辦結婚證就生下第一胎,鄒桂芳懷二胎時,他怕妻子被拉去引產,還為此主動去做了結扎手術。不料二胎之后,鄒桂芳再度懷孕,這讓夫妻倆又喜又憂。

喜的是,老天給了他們一個“生兒子”的機會,但他們知道這是違反政策超生,心中也有隱憂。

1986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注:1986年5月7日),鄒桂芳冒著風險將孩子生下來。這是一個女孩,夫妻倆為她取名“周紅霞”。

時隔多年,刀、周兩家都無法提供當年結扎或上環的證明。一位在當地長期處理農村事務的老人告訴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農村醫療技術和水平都非常有限,結扎手術失敗并非稀奇事。

事實上,32年前,新生兒的到來,沒有為兩個家庭帶來太多喜悅。

61歲老人尋女路:32年前超生嬰兒被計生干部抱走周友生講述女兒周紅霞被抱走的情況。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

被抱走的嬰兒

隨著村干部找上門來,刀云榮、周友生兩個超生家庭的隱憂爆發。他們原以為,“罰款、牽牲畜”就能應付過去。

據刀、周兩家人回憶,當年來家里處理超生問題的,是時任新平村村支書莫志高、村主任劉乃平和村婦女主任黃玉芬。

鮮清芬稱,三名村干部大約在農歷六月中旬來到家里。他們讓大人去成佳區計生辦,并以“孩子要吃奶”為由,要求把孩子一并抱去。

到了成佳區計生辦,時任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要求繳納罰款1500元。由于家里拿不出錢,鮮清芬和丈夫從區計生辦走出來,沿路四處找親戚朋友借,并讓大女兒和公婆在區計生辦照顧小英。

第二天一早,刀云榮夫婦帶著借到的1500元趕回成佳區計生辦,不過沒見到小英,從公婆及大女兒處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時候被計生干部抱走。鮮清芬在區計生辦找了又找,沒看到孩子,一路哭著回到新平村。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周友生夫婦記得很清楚,是1986年農歷六月十一。

那天,村干部莫志高、劉乃平和黃玉芬來到周家處理超生問題。村主任劉乃平說,“有錢錢拿去,沒錢話交去”,意思是有錢就交罰款,沒錢就去政府部門說清楚。

因為自覺理虧,夫妻倆表示“罰多少都認”。即使如此,村干部還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兒都要去鄉政府,理由仍然是帶著孩子“方便喂奶”。

周友生和鄒桂芳回憶,他們從家里出發時,劉乃平從他們手中抱走孩子,一直抱到龍王鄉政府,之后交給鄉里一位姓彭的婦女主任。當時分管計劃生育的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也在現場。高發元說,你們一胎生育沒辦結婚證,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三次違反計劃生育一次性罰款3000元。

“那時候豬才賣7角錢一斤,3000塊錢怎么湊得出來?”周友生說,他們當場表示認罰,希望先抱孩子回家,再去借錢交罰款,這個請求當場被拒。

周友生還稱,當時妻子想假借喂奶帶孩子偷偷離開,在場的時任成佳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發現后,從妻子手中一把將孩子抱走。從那以后,他們再也沒見過女兒周紅霞一面。

刀、周兩家反映的情況,在幾位當年的村干部口中得到印證。

劉乃平告訴澎湃新聞,當時是區里要求他們去抱孩子。當時政策很嚴,要求不管用什么辦法都要拿下來。

莫志高表示,當時是區計生辦和鄉計生辦要求抱孩子,他們只是執行,沒想到會抱不回來,而且,孩子抱不回來也是上面的問題。

原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對澎湃新聞表示,這些超生嬰兒都是三胎,因為大人沒有認錯和交罰款,影響極壞,區計生辦就安排送人了。但他也承認,政策并不允許這么做,但當時計劃生育抓得嚴,會有類似做法。

61歲老人尋女路:32年前超生嬰兒被計生干部抱走為尋找女兒,周友生夫婦長期在外務工,家里院壩已被葛藤霸占。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

迥異尋女路

孩子被抱走后,“找女兒”成了刀云榮和周友生兩個家庭的重要任務。

刀家找女兒,基本靠女主人鮮清芬。女兒被抱走后,她回家傷心哭了一天,但想到 “孩子還等著去找”,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貢市中級人民法院告狀,反映成佳區計生辦“搶孩子”。

鮮清芬說,法院工作人員聽過她的陳述后,曾要求成佳區政府處理此事。后來區政府盡管有出面,但孩子還是沒有消息,她又向自貢市人大、政府、檢察院等部門反映。

鮮清芬認為,政府是講理的地方。為了打探女兒下落,她自稱在自貢時任主要領導的辦公室和其對拍桌子,“他拍三下,我拍五下,因為不是我不遵守計劃生育,安環結扎都做過,但還是懷上了。”

鮮清芬說,她還向自貢市有關領導出示過自己上環、丈夫結扎的一些材料,證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計劃生育的,不過,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東西時全部丟失。

找孩子過程中,鮮清芬也顯示出潑辣的一面。她告訴澎湃新聞,曾跑到村委會辦公室用高音喇叭向劉乃平喊話,“如果找不回我娃兒,我就對你娃兒下狠手”,把劉乃平嚇得夠嗆。因長時間找不到女兒,她還打過龍王鄉一位姓楊的計生辦干部。

鮮清芬說,在其猛烈“攻勢”下,終于有相關部門人員私下告訴她,小英被一個沒有生育能力的教師家庭收養,但對方不愿歸還孩子,也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為了繼續要回自己的孩子,此后,鮮清芬獨自一人去北京反映情況。回來后,當地部門為了安撫,給她解決了1萬元作為補償。

1992年,鮮清芬用其中一部分補償款請了自貢當地律師,原本打算狀告莫志高、劉乃平、程榮生、高發元等人。就在這一期間,代理該案件的律師打探到收養孩子的教師家庭就在自貢鄰市,起訴也就此作罷。

“找到這個教師家庭時,對方也承認孩子是領養的。”鮮清芬說,當時小英已經6歲,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生的。因為女兒右耳有一個小缺、左手也有傷疤。女兒的養父并不打算歸還孩子,還給了她1萬元作為補償,說“懷胎九個月,還差不多養到半歲”。

相比鮮清芬的果決強勢,周友生夫婦說自己沒有那番魄力。他們一邊默默養家糊口,一邊在閑暇時候私下打聽孩子下落。

這是一對忠厚老實、說話總是降低聲調的夫婦。多年來,兩人只要聽說附近哪里有人收養孩子,都會去看看,為此他們幾乎走遍附近所有區縣,每次都是失望而歸。

周友生說,后來實在找不到孩子,他們才開始到貢井區、成佳鎮相關政府部門反映情況。前幾年因為反映次數頻繁,鎮政府給他解決了低保問題,但勸他別找孩子了。

“我們也不想給政府添麻煩。”周友生說,他和妻子身體都不好,但孩子總歸是妻子身上一坨肉,她是不是還活著、過得好不好,做父母的總歸是牽掛的。

抱著這樣的念頭,夫妻倆通過熟人介紹,前往成都一家瓷磚廠打工。幾年來,他們掙的錢幾乎都用于尋找女兒,但一切就像大海撈針、毫無頭緒。

61歲老人尋女路:32年前超生嬰兒被計生干部抱走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

分別的裂痕

雖然好不容易找到孩子,刀云榮夫婦的痛苦絲毫不亞于周友生夫婦。

鮮清芬說,小英被一個教師家庭收養,對方經濟條件等各方面都比農村好。在之后的相處中,女兒可能以為親生父母找她的目的,是為了要她養老或另有所圖。

“其實從一開始尋找,我們只是要知道她被抱走后怎么樣了。”鮮清芬感慨,小英是幾個孩子里讓她感覺最辛苦的一個。懷孕的時候,她挺著大肚子一個月不能出門,吃飯都是靠家人送進屋,那種日子著實令人難受。

小英被抱走后的1986年至1992年,鮮清芬不是往省里跑,就是去市里、鎮上。家里本來經濟條件就差,還缺少她一個勞力,每次出去只能省吃儉用,能走路的都不坐車,餓了吃稀飯饅頭,整個人瘦成皮包骨。

“我為她流的淚都夠灌滿一條河。” 鮮清芬說。和小英相認后,她多次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去照顧小英,還在小英念高中時陪讀過一段時間。

但分別帶來的裂痕難以彌補。鮮清芬的大女兒透露,妹妹和爸媽感情不太好。她總是覺得是爸媽不要她、拋棄了她。

鮮清芬也表示,去看小英時,其養父母總會給她一些錢,有時經不住盛情會收下。小英參加工作后,其養父母也讓小英給她打錢,這也無形中加深了小英對他們的誤解。

特別是2015年,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小英撂了狠話,讓刀云榮夫婦“不要打擾自己,一輩子都不要來。”

對于這樣的情況,刀云榮夫婦無可奈何,“孩子都這樣說了,痛苦只能留在我們心里,就當這個南瓜沒結。”

為了尋找女兒,周友生夫婦的家都快沒了。如果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他們只有過春節才會回到新平村。家里的院壩,已被半米高的葛藤“霸占”。即使回到自貢,夫妻倆也是在大女兒家落腳。

周友生也聽說刀云榮家找到女兒卻相處不好的情況,他覺得如果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找到她,只想告訴她,不是爸媽不要她,而是別人搶走了她,認不認我們都無所謂。”鄒桂芳說。

區衛計局長:將為此“還債”

莫志高告訴澎湃新聞,當年孩子被抱走后,是區里安排送人的,他們也不知道送哪去了。

高發元和原成佳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當時把孩子送人的是時任成佳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

貢井公安分局成佳派出所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2015年12月,他們曾接到周友生的報案,也做了受案登記,但沒有立案,“這個事情怎么立案?因為有特殊原因,時間也過去太久,實在不好立案。”

上述派出所工作人員還表示,當時他們搜集了周友生夫婦的DNA資料,也聯系了將孩子送走的程榮生。但是程榮生讓警方去找相關政府部門,拒絕到派出所,“我們也不能強制傳喚,現在給他打電話都不接。”

截至發稿,澎湃新聞電話、短信聯系程榮生,均未獲回復。

成佳鎮計生辦主任龔貞容告訴澎湃新聞,周友生向他們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況后,計生辦聯系了當時抱孩子的計生干部,但對方稱記不得,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她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局里當時和成佳鎮進行對接,但時任計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沒問到情況。

吳鴻莉說,這相當于是之前欠下的“債”,他們也將為此“還債”,接下來會繼續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


鄒桂芳還在苦苦尋找。她告訴澎湃新聞,找了這么多年,有時候也想放棄,但丈夫始終在堅持,只要他活著,就一定會找下去。

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智勇認為,因為此事發生在1986年,已過了追訴時效,很難再啟動相應的刑事程序。但當年抱走嬰兒的計生干部,有義務和責任提供線索,消除自己當年的不當行為所導致的惡劣后果。

張智勇同時表示,此事件的發生是計生部門直接導致的,計生部門應配合尋找當年具體經手的人員。抱走他人超生嬰兒,造成其家人不能團聚,并使嬰兒父母承擔著巨大痛苦,即使法律上無法追究,也應承擔人道主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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